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对“运动”和毛泽东的评价成为了一个敏感问题，邓小平认为此时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问题暂时不要碰。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针对与会同志开始反思“运动”惨痛教训的情况，邓小平在内部打招呼会上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对‘运动’问题，现在也要回避。”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正式表态：“运动”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作。
但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党内外要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1979年春，社会上出现了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对此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态度，3月30日，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其中第四项原则就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做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起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最大的难题：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份；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这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但也使部分群众思想陷入混乱，有人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
种种情况表明，加快历史决议起草进程刻不容缓。3月19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了自己对起草小组起草的《（决议）提纲（草稿）》的意见，他认为这个提纲平铺直叙，主题不够鲜明，然后重点谈了3条基本原则：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和胡耀邦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4月1日，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回应了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别人有没有份”的敏感问题，他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此后起草小组对提纲进行了修改，并抓紧写出了一份决议草稿，邓小平看后仍觉得不行，要求推倒重来。6月27日，他找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强调决议要正面说清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贡献，要把这些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
邓小平（右二）和胡乔木（左一）
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加以批判。这样一区分，为起草工作打开局面找到了一把钥匙。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小组又重写了决议稿，印出了一个约6万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
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决议稿，并印制了《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与会人员讨论的热点和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好的意见，但是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极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了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必须予以澄清。
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坚定地表示：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此外，根据讨论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经邓小平拍板、胡乔木亲自执笔，补充了粉碎“四人帮”后4年的基本总结，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召开，《历史决议》草案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6月29日，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讲话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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